加入電音之后還是民歌嗎？
正在播出的湖南衛視民歌競唱節目《春天花會開》成為了今年音樂綜藝中特殊的存在。繼第六期選手“雙向奔赴”帶來不同風格的民族歌曲之后，最近播出的節目開啟團隊作戰模式，身處不同陣營的選手用全新改編的歌曲，為民族音樂的時代表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嘗試。《春天花會開》的熱播，也引發了爭議，這究竟是適應時代發展而傳播民歌的新方式，還是對傳統民歌精神內涵的背離？
現狀
聽民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
民歌植根于中華民族大家庭悠久而璀璨的歷史文化土壤，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本土化音樂藝術形式，凝結著全體勞動人民的智慧。然而，如今的年輕一代不怎么聽民歌，是不爭的事實，對其認知也往往停留在初級層面。相較于流行歌曲，民歌的傳播渠道較為局限，原本來自民間的民歌逐漸“曲高和寡”。在《春天花會開》片頭的采訪中，有年輕人甚至認為民歌是“非主流”的存在，這正說明了民歌與當下主流年輕觀眾群體之間存在著認知隔閡，不少年輕人對民歌存在審美斷層。
2021年9月，《春天花會開》總導演王蕾剛開始籌備這檔節目時，最早定位為國風，隨后才確定為民歌。籌備初期，要做成什么樣，王蕾和導演組并不非常明確，但不要做成什么樣，王蕾很清楚，“《春天花會開》一定不是只比唱功的青歌賽，我們希望通過節目讓民歌走入尋常百姓家。”王蕾認為，從節目制作的角度出發，民歌可以吸引老、中、青不同年齡層群體，而相較于定位寬泛的國風主題，民歌的定位更精準，也有更強大的群眾基礎與文化底蘊。
《春天花會開》的推出，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與使命意識，那就是如何在文化多元的當下，實現民歌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。因此在節目形式上，《春天花會開》以民歌改編競唱為形式，召集28位（組）選手參與，并由雷佳、華晨宇、譚維維三位知名歌唱家、音樂人擔綱“伯樂”。節目組邀請不同年齡、地域的音樂愛好者組成知音團——從出生于上世紀50至70年代的“收音機聽友”，到80后的“磁帶聽友”，再到95后、00后的“互聯網時代聽友”。
爭議
傳統民歌能否加入流行音樂元素
《春天花會開》開播至今，爭議一直不少。節目中改編東北民間小調《新貨郎》，因為加入RAP等流行音樂元素，就被不少觀眾認為已經不是民歌了。改編是《春天花會開》面臨的一大挑戰：如何在創新的同時兼顧民歌本身的意蘊，呈現出二者和諧相融的全新作品。在節目中擔任“伯樂”的雷佳直言，《春天花會開》呈現的一些歌曲，不完全是我們講的“傳統民歌”，而是民歌在當下的一種演變和創作新方向，“無論這種嘗試的結果能否被大家認可、接受，至少在這個過程中，它帶來了這樣的效果——吸引更多人走進民歌、了解民歌。”
爭議也正是這檔節目的價值所在，節目組并沒有回避爭議，而是積極展開對話，邀請“伯樂”、觀眾、樂手一起闡釋對民歌改編的理解，搭建起一個圍繞民歌及其文化和專業知識的對話與分享平臺。眾口難調的問題一直存在，MILK樂隊改編的《鴻雁》，在節目組內部得到一致喜愛，但在現場，“互聯網時代聽友”表示很喜歡，“磁帶聽友”卻反響平平。
在中國音樂的舞臺上，民族音樂應該有一席之地，一檔綜藝節目對民歌的推動作用終究有限，但終究是一種有益的嘗試。樂評人張益鳴的看法是，總有些聲音抓住“原汁原味”不放，總有些人抓住“方言演唱”不放，抓了這么多年，民歌的處境似乎也沒有多少轉變。他直言：“我們把民歌放進盒子里珍藏了那么多年，但其實每個時點，都是探索民歌創作最佳的時點，而現在，恰好有更多的當代年輕人愿意投入民歌新創的工作中。”
難點
改編如何保留
民歌的“精神內核”
盡管嘗試加入流行音樂、電子音樂等元素，但《春天花會開》的民歌改編，絕不是簡單的音樂堆砌。參與節目的青年音樂制作人郭曲直言，民歌與各種音樂的融合，不是一個“包裝”的過程，沒有聽眾會為“簡單嫁接”的作品買單。正如譚維維所說，“民歌是一個民族的情感記憶”，雷佳則更加深刻地指出，對于民歌的改編更是要了解民歌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，因為這些歌曲都是人民在生活實踐中不斷創新的。
在郭曲看來，改編最大困難是如何準確地把握尺度，讓作品既保留經典音樂的精神內核，又具備恰當的音樂語言，“我們要有謹慎克制的原則，做不到這一點，就不要急著創新。”在改編《烏蘇里船歌》時，郭曲幾乎完整地保持了整首歌的音樂樣貌，“原作品對人們的自在快樂展現得淋漓盡致，完全不必有‘畫蛇添足’的改變。”
制作《春天花會開》，讓王蕾感觸很深的一點是，民歌里藏著每個中國人骨子里的同頻共振與情感回應。王蕾說：“我們所做的，就是喚醒它，讓民歌重新回到大家的視野當中。”這種“喚醒”，具體到郭曲的改編，就是“不刻意，要自然而然”。郭曲改編的民歌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》中一段平和而溫暖的小號聲，他說：“沒有特意擬定的意境和專門預設的情感，就讓音符本身去和觀眾交流吧，讓觀眾把自己想要的真實情感放上去。”（記者 徐顥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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