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視劇《幸福到萬家》為觀眾提供了一種“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”的視角，既代入何幸福的經歷去解開一個個“為什么”，也站在時代進程中看我們在精神文明、法治文明、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一路進取。
這是一部在觀劇過程中人們會不斷發問“為什么”的電視劇。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鄭曉龍參與執導、趙冬苓編劇的《幸福到萬家》正在熱播。農村姑娘何幸福經媒妁之言嫁給了萬家莊的王慶來，從婚宴開始，許多個問號接踵而至：為什么先拜村支書再拜高堂，為什么學法律的姑娘不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……事實上，這不僅是觀眾的追問，也是劇中人的困惑。
《幸福到萬家》的背景設置在2010年左右，不同于多數農村題材劇，它不獨講人們脫貧致富的過程，而是更多地聚焦口袋富起來之后精神的躍升。鄭曉龍是全國政協委員，趙冬苓是全國人大代表，他們攜手打造的作品，從陳規陋習與文明秩序的碰撞、城市文化與鄉村理念的碰撞、鄉規民約與法治精神的碰撞中提煉出戲劇，又在淳樸的人性、黏稠的人情中提升溫度。劇集為觀眾提供了一種“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”的視角，既代入何幸福的經歷去解開一個個“為什么”，也站在時代進程中看我們在精神文明、法治文明、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一路進取。
隨著何幸福在追問與學習中找到答案，觀眾會發現，每個劇中的“為什么”，其實都指向了現實中基層中國變得更好、千家萬戶生活更幸福的密碼。
全劇一開篇就是“高能”戲份。王家娶親，公婆寧可誤了吉時也要堅持等著萬善堂“大駕光臨”，鄉里鄉親眼看萬傳家拽著何幸運“鬧婚”也無人阻止。一個外來的規則打破者成了何幸福的出場設定。就在周遭絕大多數人把陋俗陳規當“鄉俗民風”，在家里人面對被侵犯時選擇“息事寧人”，何幸福不依不饒，發起了一個人的戰斗。她日拱一卒、堅持不懈，終于讓道理越辯越明，萬善堂開始反思，最終決定張榜宣告，禁止了村里由來已久的鬧婚習俗。
這一戰，僅僅是開端。村里要建廠，王家辛勤開墾的耕地被劃進征地范圍，公公和丈夫在村大會上不敢吱聲，同意了所謂“個人利益服從集體”的不平等決議，是何幸福追問“為什么非得選咱家的地”。村里征地賠款給方案，王家人縱有不滿，也寧可委曲求全，又是何幸福主張維權到底，不惜與萬善堂代表的“公家”對簿公堂，讓因循已久的一言堂有了松動的可能。
但距離一個法治文明先鋒的農村新女性形象，何幸福又是力所不逮的。她正義感爆棚、熱血敢言，但她并非時時刻刻“人間清醒”，也不是個與舊觀念徹底割裂的人。她和丈夫都是家里的老大，長子長女對于分擔家庭重擔、負擔弟弟妹妹的學習，持有天生自覺，哪怕折損自身利益，都覺得理所應當。她維權的起點，其實懵懂混沌，在初期認知里，“講理”遠勝其他，是律師關濤的幫助，叩開了她法治意識的覺醒。哪怕維權箭已發，她也會鑒于丈夫“傷都好了”、囿于“村里人會怎么看我們”的人情鄉情，對法的堅持堅定萌生怯意。
《幸福到萬家》不是弱勢女主完美逆襲的爽劇模式，而是讓一個從認知到行動軌跡都不算完美的人物，在猶疑中前行、在學習中進步，最終在“法”“理”“情”的交錯中，厘清何謂“理”的底線、“法”的紅線。
不限于鄉村的文明進階
如果說女性成長是《幸福到萬家》的敘事線索，那么何幸福所求解的每一個“理”，則是電視劇對“文明進階”這一時代背景的深入觀照。
何幸福挑戰權威，故事的母題是一個經濟上富裕、治理上落后的鄉村，從“人治”向“法治”進階的可能。她在關濤的法律援助下替婆家出頭、主張自身權益，是公平正義現代法治觀念的母題彰顯。后續劇情，她還要為遭受村辦企業污染而患病的村民討說法，背后的母題轉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。在巨大的戲劇張力中，電視劇漸次展開精神文明、法治文明、生態文明的建設進階，就像鄭曉龍所說的，“這部劇要反映農村這些年來實實在在的變化”。
難得的是，無論女性成長抑或鄉村文明建設，《幸福到萬家》都沒有呈現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。比如萬善堂其人，他身上固然有大家長式的霸道作風，但同時，他正直善良、為村民謀幸福的初心從沒有忘。何幸福早產大出血，正是萬善堂放下兩家齟齬，動員全村青壯年連夜獻血救人一命。又比如城市與鄉村的關系營造，劇中也沒有絕對的厚此薄彼。何幸福進城打工，進入了高速成長期，她也將把學到的先進理念帶回鄉村，可這并不等于，鄉村必然落后于時代。城市里會有被欲望蒙蔽正義之心的律所掌門人，鄉村里走得出正直、實干、有擔當的何幸福。她可以在離鄉到城市打拼時，靠勤勞與智慧融入新的環境，也對鄉村、家庭有著無限眷戀，在返鄉后白手起家，與志同道合者攜手振興鄉村旅游經濟。
可以說，《幸福到萬家》勾勒的時代進步，并不僅僅局限于鄉村。而是在城市與鄉村各有優缺、互見互哺中照見了基層中國的發展之路。
(文/記者 王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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